早年间有句网络名梗——“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”。如今，“回农村”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了。
近期，农业农村部在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：“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，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。”
这个说法，与以往“鼓励返乡创业”的政策导向相比，悄然发生了变化——重点不再是“鼓励返乡”，而是“防止滞乡”。
而就在今年3月，人社部部长还曾强调，要“重点支持青年创新创业、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，更好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”。
5月，也有媒体报道某省大规模推进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行动发布会，并公布了多项支持政策。
一边是鼓励返乡创业，一边是警惕“滞乡”风险，政策的风向似乎正在发生微调。
这里的“返乡滞乡”肯定不是还有三个月就要春运的返乡潮。
之所以有这样观点的输出，大概率是指而是指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因失业或对现有工作不满，无法在城市立足，只能选择返回家乡，且在家乡也难以实现稳定就业，从而陷入“滞留”状态。
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3亿人，他们进城打工主要集中在三大块：进工厂、搞建筑装修、做服务业（比如餐饮、快递、外卖）。
但这几年，这几个能吸纳大量就业的行业，都出现了变化。
建筑业方面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元鼎证券-引领炒股新潮流项目减少，用工需求萎缩；制造业则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型，对工人的技能和年龄提出更高要求，大龄、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就业困难。
而一度成为就业转换渠道的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等行业，也逐步趋于饱和，订单量下降、单价走低，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。
在此背景下，部分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。
可如果回到家乡还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就会形成一个“滞乡”群体。这不仅影响他们自己和家庭的生计，还可能带来一连串的反应。
首先，对城市居民而言，农民工群体是维持城市高效运转的重要力量。
我们之所以能享受20元半小时送达的外卖、三天跨省抵达的快递，都离不开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付出。
如果他们大规模离开，城市服务的效率和成本都可能受到影响——快递可能变慢，外卖配送费可能上涨，装修找工人也可能更困难、更昂贵。
其次，农民工本身也是城市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他们在饮食、交通、日常购物等方面的支出，支撑着大量街边小店、餐馆和网约车业务。一旦集中返乡，城市部分消费市场将面临降温压力。
再者，他们还是城市租房市场的重要客群。人口回流会导致部分区域租房需求下降，进一步给楼市带来压力。
更敏感的是，“返乡滞乡”可能引发的社会与经济风险。
农民工的工资收入，往往占到全家收入的一大半。一旦失去城市的工作，回乡又找不到合适的活儿，整个家庭的收入就会大幅下降。这可能导致一些已经脱贫的家庭，重新返贫。
从社会治理角度看，大量中青年劳动力滞留在乡村，如果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，也可能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压力。
城市的维稳体系相对完善，有摄像头、有警力；但在乡村，资源有限，管理难度更大，再加上农村本身就有宗亲家族联结，不像城市人那样“原子化”，一旦出现群体性问题，处理起来会更复杂。
所以，“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”，不只是在管人口流动，更是在防范就业结构变化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。
现在的政策重点，已经不再是简单鼓励“返乡”，而是努力避免“滞留”，同时为返乡人员创造就近就业的机会。
但长远来看，光“防滞”还不够。关键还是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、在乡村开发更多公益岗位、扶持本地产业，让返乡的人真正能够“回得去、留得下、有发展”，在家门口找到新的生活和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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